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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27日，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承运南宁经停武汉飞往沈阳的航班。当晚10时20分许，机组开始组织旅客登机。乘客登机过程中，多名旅客、乘务人员看见了一名男子站在舷梯上朝飞机发动机方向投掷硬币。乘务长立即报告了这一情况，并派人寻找硬币，机上安全员同时对该男子进行监控。当晚10时45分，两枚一角硬币被寻获，乘务长按程序马上告知机长，机长让乘务长先收好硬币，乘务长将硬币放在清洁袋内。大约22时50分左右，机场公安到达，乘务长将肇事男子和两枚硬币交由警方带走。

王 ：其实我原本计划读代数方向的研究生。当时山大数学系的代数方向比较薄弱，王树棠老师他们计划把代数发展一下，联系了中科院的万哲先院士帮山大带研究生。当年数学系给了3个名额，至少有一个名额是万院士的。王老师告诉我，读完这个研究生以后会有直接到中国科学院去读博士的机会。

张旭豪做饿了么是非常投入的。为了创业，他和康嘉选择休学一年。即便如此，饿了么仍旧差点中途夭折，两人还曾试图做煤炭生意“为饿了么另谋出路”，后来发现操作难度更大才重新回来做外卖。相较于张旭豪创业只是为了解决深夜“肚子饿”的出发点，戴威的起步无疑更具使命感。2013年，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本科毕业的戴威，跟随团中央支教团奔赴青海大通县东峡镇，在那里他做了一年数学老师，同年创立了支教团西部愿望教育促进会。

问题的关键在于，不管是多么重大的疫情，都要考虑公共卫生管控成本，和这种管控对社会所有方面（包括抗疫本身）的冲击，尤其是当 “代价”可能依然是人的生命和生存的时候，在实际中就一定要审慎地实施和抉择，不能“一刀切”。其他的不说，就说离恶性流感最近的传染病肺结核病人，一样是呼吸道传染病，中国2018年肺结核病人死亡3149人，病死率接近0.4%；艾滋病感染者死亡18780人，死亡率是惊人的29%；而虽然是非传染病的癌症，死亡人数是229万6千人（其中最恶性的肺癌，死亡率是18.4%）。新冠疫情突发造成的医疗资源短时间内的严重倾斜对于抗疫确有必要，但持续严苛的管制所导致的医疗甚至生活资源的严格人为调配，剥夺的可能不仅是很多潜在感染者及时获取求助的可能，也是平时应急治疗或长期护理其他疾病重症病人所需的医疗资源（包括药品，医生，护士等等）。在封城级别的管控和全国所有的医疗和舆论资源都一边倒地倾向于防疫控疫要求的时候，很多缺少生活资源的弱势群体中的潜在易感者只能被动求助，而其他基础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多得多的疾病下的重症病人，他们的生命或生存质量的基本维护，几乎更成为一个无法进入人们视野的问题。

不过，这篇文章翻译到国内之后，引起了一些曲解。2009年的甲流被一些人理解为美国政府的重大过失和不负责任。这样的理解，对理解我们今天的疫情，没有任何帮助（这几天也有人以几乎相同的理由，质疑为什么新加坡政府在这个弹丸之地已经有47例新冠病例的情况下，依然不进行严格的管控）。 重大传染病是全世界的共同难题，需要各个国家、多门专业人才的合作。这种情况下的公共卫生决策既要及时恰当，又要掌握和分析大量不同学科的数据和信息。我们首先不能忘记，这次疫情给我们最重大的教训就是我们自己的健忘：非典并不算太遥远的记忆，但是这次，从饮食习惯到初期应对，居然一再重复非典时候的错误。2009年的甲流，从另一些角度，同样能给我们和非典一样的宝贵的启示，这些启示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包括对抗疫本身和疫情之后对经济民生的次生灾害的应对。

六、改进服务保障工作（一）完善公共服务体系。规范中介机构行为，提升会计、律师、资产评估、信息等各方面中介服务质量水平，优先为中小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信息咨询、创业辅导、技术支持、投资融资、知识产权、财会税务、法律咨询等服务。加强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建设和培育。搭建跨部门的中小企业政策信息互联网发布平台，及时汇集涉及中小企业的法律法规、创新创业、财税金融、权益保护等各类政策和政府服务信息，实现中小企业政策信息一站式服务。建立完善对中小企业的统计调查、监测分析和定期发布制度。